1848年，匈牙利爆发了由Kossuth领导的反抗奥地利Hap***urg统治的民族运动。不幸的是，这次革命失败了，奥地利人的霸权重新确立了起来。为了彻底根除传说中的Sandor Rozsa游击队，军队把嫌疑人集中关押在野外一个孤零零的工事中。当权者并不知道游击队的首领长得什么样子，但知道他就在这些囚犯中。于是他们对囚犯们展开了刻意设计的真假难辨的精神折磨。
他们找了些在农民暴动中杀过人的俘虏，加以威逼利诱。谁能在其他俘虏中找出比自己杀人更多的，或者能指出游击队首领，谁就会被赦免。长着一张懦弱面孔的主人公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并不知道谁比自己杀了更多人，于是就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别人，就像是军队派进俘虏中的奸细。他倒也不全是乱指认，有一次通过交谈，他了解到某个俘虏比自己多杀了一个人，于是马上报告给军队。那个俘虏被处死了。不过，这一行径终于被俘虏们察觉，他自然难逃厄运。
后来，因为战事变化，军队急需增员。于是俘虏们的“罪行”暂时不被追究，他们应征入伍，有的甚至是从刑场上直接前往军营的。其中有本事的人还被任命为小头目，组建了由俘虏组成的骑兵队。
训练热火朝天地进行着。然而，前线突然传来消息，形势又有突变，战争已经避免了。俘虏们欢天喜地，因为再也不用上前线送命。可是军官的目光仍然残忍，他又想起了俘虏们的“罪行”，命令再次将俘虏们抓起来审讯。那些人重新陷入绝望中。
这是杨索（Miklós Jancsó）的第一部故事片，带有鲜明的匈牙利色彩。它以现实主义为基调，平和朴素，但又默不作声地把形式主义融入其中。并且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，它和许多东欧影片一样，以史喻今的意图非常明显——军队对俘虏的逼供方法和1960年代匈牙利政权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。
当然，作为成名作，《无望的人们》还展现了杨索不同他人的个性特征。比如镜头在几个人物之间的杨索式游动，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流畅感和空间感，这在他后来的影片中屡试不爽。就主题来说，杨索其后的几部作品也都是和这部《无望的人们》一样，选取了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匈牙利社会最动荡的历史年代。不过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不了解匈牙利历史的人（可能是观众中的大多数）经常出现解读障碍。
《无望的人们》以其独特的监狱题材和深刻的社会隐喻，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压抑与挣扎的世界。影片以粗粝的影像风格构建出一座象征性的牢笼，在这里，人性被权力结构无情地碾碎，个体在体制的重压下逐渐异化。导演通过极具张力的画面语言，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感——这种绝望并非来自暴力或酷刑，而是源于对自由的彻底剥夺和对未来的永恒虚无。
演员们的表演呈现出一种克制而真实的力量。他们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宣泄，而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和肢体语言，传递出角色内心的崩溃与反抗。尤其是主角在面对压迫时的沉默凝视，那种无声的愤怒比任何台词都更具冲击力。配角们则各自带着不同的命运印记，他们在困境中的选择揭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光谱：有人妥协，有人背叛，也有人坚守着最后的尊严。
叙事结构上，影片摒弃了传统的线性推进，转而采用碎片化的剪辑手法。这种跳跃的时间线不仅强化了监狱生活的重复性与荒诞性，也暗示着角色心理的混乱状态。场景之间的转换常常伴随着突兀的黑屏或长镜头，营造出一种无法逃脱的窒息氛围。某些段落甚至刻意放慢节奏，让观众被迫沉浸在角色所处的压抑环境中，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“无望”的重量。
主题层面，《无望的人们》远不止是一部关于监禁的电影。它透过囚室铁窗，映射出整个社会的权力机制与阶级固化问题。影片中的监狱既是物理空间，也是精神牢笼，象征着普通人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无形枷锁。当角色们在制度面前显得无力反抗时，那种集体性的绝望便升华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。杨索导演巧妙地将政治寓言包裹在艺术化的视听语言中，使作品既具有历史语境下的针对性，又能引发当代观众对于自由与人性的深层思考。